涵养清廉家风

爱民须勤政，保家要清廉。自古以来，我国以儒学经世治国，凡大家望族都注重清廉家庭建设，在家训中融入清廉因子，涵养清廉家风，造福子孙后代。

浙江金华浦江有个郑义门，被誉为“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以孝义家风代代相传，自北宋重和元年至明天顺三年，在浦江合族同居三百多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郑琦是合浦郑氏家族的“第一世族”，以“孝义”治理家政，开启郑氏家族同居模式。明太祖朱元璋借鉴郑氏家族的治家实践治国，收效显著，表彰郑氏说：“九世同居，孝义名冠天下，可谓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鼎盛之久，靠的是家训《郑氏规范》，设专章约束后代清廉为官。其中第八十六条训诫道：“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为官当清廉，不容许贪污。还提出为官要爱民，家族要给予廉洁从政者一定资助，贪污受贿的要以严格的家规约束惩戒。在《郑氏规范》勤政恤民、清廉为官的家训影响下，郑氏家族宋元明三代出仕做官者多达173人，无一人因贪赃受到惩处，成为清廉保家的典范。

当前，很多地方把清廉建设纳入了全面从严治党、打造清廉政风社风的范畴，发倡议，提要求，将清廉家庭建设作为“七廉同构”之一。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风廉则政风廉，政风廉则社会风清气正。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利于涵养清廉家风。诸葛亮以《诫子书》传喻子辈：“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陶侃以母亲拒鱼责子为谨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包拯立碑刻训警示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明代朱伯庐在《治家格言》里开宗明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廉为核的家训，有助于清廉家风养成，有助于良好家风传承，是涵养清廉家风的必备神品。

家廉则人安，家不廉则祸不远。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父母或夫妻是家庭主事之人，尤其要以廉律己，以廉立身，以廉正家。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触碰纪法底线，撑大贪财索贿的胃口，根本原因之一是不重视涵养清廉家风，要么被“枕头风”吹偏心志，要么是自己经不起诱惑。翻阅贪官的悔过书，党的“六大纪律”不少人条条违反，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卖官鬻爵，荫蔽亲人，为商人站台，用权力开道。他们大多不重视清廉家风建设，任由亲人、身边人打着自己的旗号经商捞钱，由一人腐演变为“全家腐”。如，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平时对前妻疏于教育，致其在人前耍威风，暴露出严书记治家不严的“两面”人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忘却父亲教诲，和弟弟组成贪腐“兄弟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茂才，放纵妻儿，为家庭妻离子散埋下苦果。

涵养清廉家风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明代胡寿安有首清廉诗：“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到时贫。”他以清廉自励、甘于清贫，在多地做知县“清俭绝伦”，上任“衣物一担”，离任“一担衣物”，人称“菜知县”。胡寿安家风严正。儿子千里迢迢去看他，买了两只鸡。胡寿安非常生气，对儿子说：“我为官二十余年，最戒奢侈，生怕不能清廉始终。如今你这样大吃大喝，岂不要败坏我家家风？”胡寿安离任新繁，百姓夹道争送礼品，胡寿安一概谢绝。极为重视涵养清廉家风的包拯“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用清白言行以身示范，影响家庭。不独封建社会的一些官吏重官誉、恪操守、严家风，当代的党员干部中也有不少人重视以清廉持家养家，涵养清廉家风。毛泽东不允许亲友求他帮忙介绍工作，焦裕禄不准子女看白戏，谷文昌身为林业部门领导没有为自己批过一根木材。他们都是涵养清廉家风的典范。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党员干部既要压制自己心中的“贼”和“欲”，也要防止家人心中滋长“贼”和“欲”，做涵养清廉家风的推动者，做无贪欲而有为的清廉干部。（确山县纪委监委 朱国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