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本来，开创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党最讲初心，也最能坚守初心。党员干部只有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世易时移，陵谷变迁。从政者能在环境、地位、权力的变化中保持初心，确实是一件可贵之事。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周容在《芋老人传》一文中，深刻阐述了时位移人的道理。一个书生，十年后官至相国，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煮芋以进”的味道。文章借芋老人之口道出缘由：“犹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事实上，芋并没有变，而是书生的地位和口味变了，“昔自郡城走数十里，困于雨，不择食矣；今者堂有炼珍，朝分尚食，张筵列鼎，尚何芋是甘乎？”书生做官后，好东西吃多了，芋自然不那么甘甜了。与此同理，对于那些意志不坚、道德不彰者，一旦时位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富而弃其妇、贵而绝其交等行径。更有甚者，“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后，竟以宗庙、社稷、身名、君宠，无不同于芋焉”，为了个人得失不顾家国大计，这显然与为学从政的初心背道而驰。

如果一名从政者随着生活的逐渐好转，职务的逐渐升高，依然能够保持严格自律、廉洁风尚、道德操守，那就可以说其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反之，如果随着时位改变，个人品德不升反降，气节逐渐消散，主宰荡然无存，“以今日而忘昔日”，那就是丢掉了初心，放弃了本真。

曾写下《悯农》一诗的李绅，就是一位随着时位变化而忘掉初心的人。据史书记载，李绅步入仕途后“渐次豪奢”，热衷于吃喝玩乐，生活上极尽奢靡之能事，一餐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李绅任淮南节度使时，对百姓的疾苦颇为漠视，百姓纷纷渡江逃难，李绅死后被定性为“酷吏”。李绅的蜕化，根本在于丢掉了悯农的初心。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初心是一个人出发的原点，也是前行的“指南针”和“压舱石”，什么时候都不应改变。东晋名将陶侃任广州刺史时，别人安于舒适享乐，他却“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为的是砥砺初心，激发斗志，不忘收复中原。明末忠义之臣孙承宗，曾经在十多年里坚持粗茶淡饭，为的是防止“一旦肩事任，非忍饥劳，不能以身率众”。这些时位改变而初心不变的从政者，青史留名，激励后人。

不忘本来，开创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党最讲初心，也最能坚守初心。党员干部只有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党的很多干部，譬如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廖俊波等，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来没有忘掉共产党人的政德和操守，一辈子忠心向党、丹心报国、赤心为民。

不忘初心，说说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倘若不注重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很容易在时位之变中移了心、改了色，在职务和权力变化中偏离航向，堕落成“两面人”“两截人”。

共产党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时位会移人，环境会影响人。但身为党员干部，一直在接受党性教育、初心教育，应当形成学思践悟、细照笃行的思想自觉，构筑起抵御各种不良风气和病毒侵染的坚强防线。只要坚持学习改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就一定能坚守初心，永葆政治本色，在时代风雨、从政历练中成就无悔人生。（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