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7月，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共产主义者虽有千百万，但我们却还没有建立起政党。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这方面的必要性已成熟到了何等地步。”信中指出，建党要“越快越好，任何拖延都孕育着危险”。

　　面对紧迫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支部是构成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部分，不能放松“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他们积极参与到支部建设工作中，扩大支部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影响力，“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联合起来”。

　　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把“所有可用的力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

　　根据领导支部和区部工作的实际情况，马克思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对同盟组织系统作出修正，形成了从支部、区部到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自下而上的组织系统。新章程规定支部处于整个同盟组织体系中最基础的地位，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委员会成立后，在组织结构上没有实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也没有采纳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分部—支部体制，各委员会之间相互平权、各自为政，难以产生权威的领导核心，组织涣散、政令难行，造成经济与政治分离乃至割裂的严重后果，动摇了革命政权的稳固和政治权威，成为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为了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必须用组织制度约束组织行为、规范组织力量，增强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指出，“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巴枯宁主义者活动的主要后果就是“给我们队伍造成分裂”。

　　1871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明确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体系，特别要求所有支部和小组不得再用宗派名称，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在总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一致行动，建立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坚强的组织”，迎接“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列宁指出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统一体系，“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他强调“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要把对党负责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党支部。只有这样，产生的统一意志才能够转变为巨大的能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组织是“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必须“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1941年，中共中央制定颁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统一。1945年，党的七大把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写入党章。我们党依靠强大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保证。”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各级党组织要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汪曦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