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积极扶持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设备升级，大力培育智能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图为该县雷甸镇（高新区临杭产业新区）某智能工厂，工人在赶制出口订单产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现实映射，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肩负着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抢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双重任务。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新动能与旧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

　　新旧动能转换是指通过培育和改造两种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传统依赖资源、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创新驱动转变。新动能作为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主要包括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旧动能主要涵盖制造业、农业等传统领域，蕴含着庞大的存量资源和深厚的市场基础。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破立并举、协同共生”的辩证统一特征。一方面，新动能的培育离不开传统产业提供的应用场景与市场支撑；另一方面，旧动能的更新也需要新技术与新模式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跃升，必须建立在既有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

　　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看，新旧动能转换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动力机制转换，从依赖资源投入转向依赖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二是产业结构升级，构建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制度体系重构，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新动能与旧动能既具有对立性，又具有统一性，还具有转化性。对立性即新动能以技术颠覆性为特征，旧动能依赖既有路径，二者在资源分配、市场空间上存在竞争；统一性即新动能需依托传统产业的应用场景，旧动能依赖新技术实现升级；转化性即旧动能通过技术改造可转化为新动能。这一辩证关系要求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维，既要防止“守旧僵化”，也要避免“冒进脱实”，需以系统思维把握动能转换的节奏与力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旧动能转换要把握好三组辩证关系。一是“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既要果断破除落后产能对资源要素的锁定效应，避免低效产业对经济活力的持续拖累；又要积极建立制度创新体系，为新动能的成长开辟广阔空间。二是“量”与“质”的转化规律。既要注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确保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又要着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三是“内”与“外”的联动机制。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培育内生动力；同时还要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开放竞争中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的结构性矛盾辨析

　　当前，我国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成效显著。2024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超过18%。此外，全国已建成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差异、区域差异、能源约束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技术替代的断层效应与要素错配陷阱。新动能以新技术、新业态为核心，但在研发与应用过程中，面临着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现象，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实验室技术”与“产业化落地”的鸿沟。同时，企业创新能力面临结构性失衡难题，大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70%，而占市场主体90%以上的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难以通过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此外，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使得新动能培育面临要素错配陷阱。

　　产业结构与转型升级的差异。三次产业比例失调问题依然存在。2024年第三产业占比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仍低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传统制造业占比过高，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新旧动能规模差距显著。同时，产业内部出现“高端短缺”与“低端过剩”并存现象，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带来的动能缺口，导致新动能成长速度较慢，无法有效替代旧动能，这种现象在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尤为明显。

　　区域差异和能源约束。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向中期过渡阶段，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动能转换的速度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新旧动能转换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分化格局。同时，旧动能依赖高碳路径，绿色转型成本较高，部分企业因环保技术改造投入过大陷入经营困境。只有打破“旧动能依赖症”与“新动能脆弱性”的循环，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是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体制机制系统性变革，形成新旧动能平稳接续的“双轮驱动”，最终构建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生长、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创新驱动，打造技术—产业协同跃迁体系。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与全链条创新协同，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核心，推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转化全链条贯通。同时，构建“技术+场景”双向赋能机制，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比如，探索建设国家级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战略领域，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此外，在重点产业集群布局中试服务平台，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持续推广“工业云”平台应用，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传统行业建设垂直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设计、生产、销售全流程数字化协同。

　　要素重构，完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要素流动由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定价与交易机制。强化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构建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安全治理体系，激活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潜能。实践中，试点“要素配置负面清单”制度，除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探索放开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限制。建设区域性数据交易中心，依托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探索数据跨境流通规则，推动数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实施“人才飞地”计划，支持中西部省份在东部设立研发中心，以“工作地在东部、成果转化在西部”模式破解人才短缺难题。

　　空间优化，构建区域产业梯度协同发展格局。首先，差异化布局区域功能。东部聚焦新兴产业“卡位”、中部强化传统产业升级、西部承接梯度转移，并以中心城市为增长极，以交通干线为轴线，以产业集群为节点，形成多层次产业生态。其次，打造跨区域产业协作示范区。参考京津冀“整车疏解+本地升级”模式，如福田汽车向河北转移制造环节，北京保留研发中心，推动产业链跨区域重组。再次，建立“飞地经济”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税收分成、GDP核算等政策，鼓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园。另外，实施“链长制+分层制”双轨管理。省级层面牵头重点产业链，市级层面负责产业集群，确保政策、资源与空间布局精准匹配。

　　制度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三提一优”（提升供给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市场信心，优化制度环境），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职能，持续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成果转化收益权。同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对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提供贴息贷款，对新兴产业发行专项债券，设立国家级绿色转型基金。还要探索建立“容错纠偏”动态调整机制，对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政策试点允许试错，定期评估并优化政策工具。

　　新旧动能的转换，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践呈现。以系统思维把握“破与立”“量与质”“内与外”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提升的转型成效，也要警惕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贡献率不足的质量短板，依托科技革命重塑“竞争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发展动能的历史性跨越。【徐晓明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