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柔软得让人不敢触碰的角落。对母亲的思念，即是我心中不敢轻易碰触之所在。自母亲过世后，我便不敢阅读关于母亲的文章，不敢去看诸如父母子女共享天伦的温馨场景——这些都太容易让人触景生情，自然而然会令我想起母亲。

　　

　　又到一年母亲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我不禁又深深地思念起我的母亲，想起她的音容笑貌，不由得心头一热、喉头再度哽咽。

　　

　　勤劳的“全能王”

　　

　　母亲家里家外、生产生活都是一把好手。在我眼里，她简直就是“全能王”。

　　

　　爷奶早逝，父亲在县城上班，母亲就一人拉扯我们姊妹五个。一个柔弱的妇女，凭一己之力，将家里地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在今天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记得每年麦收季节，我们都会全家齐上阵，下地割麦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没有收割机呢。每次，都是母亲一人揽一大半，父亲领着我们割另一半。母亲左手拢麦、右手握镰，“唰唰唰”，镰刀过处，一大片一大片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地下。我们这边则一步一挪缓慢前进，往往都是母亲那半边割完后又从地头包抄回来，帮我们“消灭”这半边麦子。

　　

　　从地里回来，母亲总是顾不上休息，洗完手擦把脸就开始和面擀面条。只见擀面杖在她手里前后转动、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块小面团就变成了厚薄均匀的巨大面片，又听“咔咔咔”刀声响后，宽窄匀称的一案板面条就出来了。

　　

　　成家后，吃够了机制面的我也曾学过擀面条，但总不能像母亲那样得心应手。且不说和好面后满手粘的都是面，就是那擀面杖在我手里，也不怎么听话。面片常常擀得厚的厚、薄的薄，薄的地方中间常常断裂开来，形状更是圆不圆、方不方的，切出来的面条自然也没有什么看相。母亲每次从老家过来小住，总是能让我吃上一顿筋道的手擀面。

　　

　　正因为母亲做事麻利，我家吃饭都很及时，因而从未耽误过我们姊妹几个上学。农忙时节，邻居家有的孩子放学后要么在家老等，要么胡乱啃点凉馍就走，对于我们能早早吃过饭去上学这件事，很是艳羡。

　　

　　母亲拿镰刀的手，握剪刀功夫也很了得。既会纺花织布，又会剪裁缝纫。我们姊妹五个小时候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她亲手纺花织布自己做的。那些年商店里没有卖现成的鞋底，人们便用边角布料层层铺粘好后，一针一线纳出鞋底来。纳鞋底便是母亲每晚的工作。记得那时候小学功课很少，每天晚上我们姐妹在外边玩到很晚回去，看到的总是昏暗的油灯下，母亲手拿针线一起一落纳鞋底的身影。这种纯手工千层底布鞋虽然看起来似乎有些土气，但穿着舒服又透气，现在已成了稀罕物，市面上很难买到了。

　　

　　母亲伺候完我们还得养鸡喂猪。母猪生仔有时赶到夜里，母亲便成夜地守在母猪身旁招呼，不敢有半点闪失，它们可关系着我们姊妹几个的学费呢！待肥嘟嘟的小猪长到能出栏了，母亲便拉着它们到集市去售卖。

　　

　　清楚地记得有年夏天，母亲拉着装了一群猪仔的架子车，我和姐姐一路小跑跟着到十几里外的曲屯街上去赶集，大人小孩都乐颠颠的，一个来回“丈量”了三四十里地，竟然都没有喊苦喊累。细细回想，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容易快乐啊！

　　

　　果敢的“女汉子”

　　

　　母亲身上最闪光、最令人佩服的是，她虽为女人，却有着男儿身上那股子敢闯敢干、事必干成的韧性与魄力。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母亲干不成的事。只要是她认准的目标，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再怎么艰难困苦，她都会坚持一干到底。比如盖房起屋，比如子女上学。

　　

　　我家住的原本是两间土屋，变成砖坯结合的瓦房，是母亲赤着脚与父亲一起在河边和泥脱坯换来的。下雨前飞快跑去用塑料布遮盖土坯的景象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土坯是泥巴经模子脱出来的，雨一淋就现回稀泥原形，前功尽弃。

　　

　　后来街面上土地开放了，看邻居们都盖起了临街门面房，母亲也心动且行动了，开始张罗着买地盖房。那时我家还有四个学生，尽管我们都住够了老鼠乱窜的老瓦房，十分向往街上干净敞亮的楼房，但私下里都觉着盖街房对我们这个贫寒之家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久母亲硬是筹钱买来了水泥砖石等建材，组织人马盖起了三间门面房，完成了我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大事！也不知道她为此跑了多少路，磨了多少嘴，操了多少心！

　　

　　几年后大弟参加工作挣了钱，才又续起二层、盖了厨房，也终于圆了母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梦。

　　

　　虽是穷家薄业，但对于读书，只要我们愿意，母亲再苦再累也大力支持我们，从来没有拖过后腿，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一个穷苦农民（当然还有我当工人的父亲，但我感觉支撑这个家更多靠的是母亲），将五个孩子全部送进大中专院校，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且能够做到的——那可是大人起早摸黑、吃苦受罪换来的！况且其中有三个还是女孩子。

　　

　　那个时代，在封建思想浓厚的乡下，不少人认为，女娃子上学是没用的，倒是浪费钱财，反正将来嫁了人便成了泼出去的水。也有亲朋劝母亲，少供俩学生大人能少受些罪。母亲却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要妮儿们想上，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有几年每到暑假，为筹备秋季学费，父母亲就奔波在信用社和村信贷员之间，以至于后来信贷员的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我们也没让母亲失望，每学期都捧回大红奖状，堂屋两面墙壁贴得满满的！母亲笑说，咱家连买年画的钱都省了。那时很时兴过年前在墙上贴上风景画、明星像什么的。

　　

　　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一定有什么远见卓识，我想是那种朴素的不愿让孩子再像她一样受苦的念头，支撑着她不辞劳苦、负重前行。

　　

　　岁月无痕

　　

　　母亲日复一日从早忙到晚，从没见她唉声叹气过，也从没听她喊过一声累。相反，空闲时她还会哼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之类的红歌，常常给我们讲“二郎担山撵太阳”等民间传说。周围邻居家无论大孩子小孩子，一有空都喜欢凑到我们家听母亲唱歌讲故事。用今天的时髦话说，他们是母亲的铁杆粉丝。

　　

　　也许是始终有乐观的心态相伴，岁月并没有在母亲身上留下太多痕迹。母亲到六七十岁都身手矫健，没有弯腰驼背；母亲的脸庞也一直是白里透红，笑起来两颊露出浅浅的酒窝。

　　

　　母慈子孝

　　

　　磨难没有压垮母亲，生活也没有辜负母亲。我们姊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尽心尽力孝敬父母。

　　

　　在我们看来，为母亲分忧，便是对母亲最好的孝敬。

　　

　　我和姐姐没有像同龄人那样一毕业就结婚生子，而是全心全意在家里为父母分担生活压力——倒不是母亲对我们有过什么指令，而是自然而然的觉得这样做才对得起父母。参加工作的前五六年间，我们的工资几乎每月都分文不少交给母亲，用来贴补家用、供弟弟妹妹上学，直到将近而立之年都才结婚生子。

　　

　　婚后我们也一直惦记着家里。只要家里有需要，我们都会倾力相助。那年街房后面的土地统一出让，母亲也想买下院子后面的地，苦于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几个学生，手头的钱不够。已经结婚的大姐得知情况后，二话没说回去拿来2000块钱交给母亲，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那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的钱多中用啊！也多亏了宽厚善良的姐夫，从没有因为姐姐照顾娘家而吵架生气为难她。

　　

　　成家后，每到周末节假日，姊妹们回家看望父母，这个拿着新衣服，那个拎着好吃的，围着母亲拉家常、包饺子，一家人其乐融融。有时饭桌上外孙们吃饭乱扔馍块，母亲会严厉训斥，并告诉他们“汗滴禾下土”的道理。对上班后的我们，则常常劝诫，要好好干，对待起自己的良心；手脚要干净，不要占公家便宜。

　　

　　永失母爱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2012年家里被不幸所笼罩：母亲腹痛，去县医院看时医生怀疑不是好病，大姐和弟弟带她到郑州检查后得到了确诊，说是肿瘤已经扩散了。但是，我们哪里相信！姊妹几个都不甘心，商量到北京再去找专家看看，更主要的是让母亲出去散散心。

　　

　　大弟订了飞机票，母亲第一次坐飞机到了北京。我们先是去解放军309医院做了穿刺等检查进一步确诊，后又到301医院找专家治疗，住了近半个月的院。被医生催着出院后，按照姊妹们事先的约定，要让母亲好好逛逛北京城。我陪着母亲先游了故宫，又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完成了母亲的夙愿，她念叨着到北京去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很久了。后来到长城脚下，我想母亲应该没有力气再去攀登了吧。但也许是前一天见到毛主席的缘故，母亲的精神状态格外好，居然和我们一起爬了很长一段山路才去歇脚。

　　

　　返程时，我们坐出租车到机场途中遭遇了堵车。下车后，眼看飞机就要晚点了，我们赶快往机场走。我背着行囊走了一截就累得直喘粗气。母亲看到不由分说，一把夺过我肩上的大包背到自己身上，快步向候机大厅走去。我过去拽，母亲不依。看着母亲倔强的身影，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母亲最后的日子是靠输液维持的。因为进食少，她的嘴唇总是干干的。我们隔一会儿便用棉签沾点水滋润滋润她的嘴唇。看着母亲原来红润的脸庞变得苍白消瘦，拿着棉签的我总是一边小心涂抹，一边擦着眼泪。

　　

　　她的腹部会很痛，医生交代，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杜冷丁止痛，但是用上以后会有依赖性，要慎用。我们姊妹五个白天轮流在医院看护母亲，晚上便由父亲照顾。有天父亲跟我们说，你妈昨天晚上疼得跪在床上用腿顶着肚子，也不哼一声。想着医生的话，我们又坚持着过了几天才给她用上止疼针。事后想来追悔莫及，为什么不早点用上杜冷丁呢？那样母亲便可以不用挣扎着去忍受剧痛了！

　　

　　母亲安详、平静地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比的留恋、无限的哀思，无尽的温暖、无穷的力量……（镇平县纪委监委 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