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皇帝重新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避免朝堂纷争，辞去京中的一切职务，自请到洛阳任西京留守司御史台，自此长居洛阳15年。这15年间，司马光的主要任务是编撰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闲暇时与同好畅游洛阳山水名胜、诗酒唱和，同时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

由于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官员们待遇优厚，百姓相对富裕，所以侈靡之风盛行。司马光则不然，他自幼即厌恶奢华，身上不着金银器物不穿华美衣服，一生吃饭多是素食，穿衣一般麻葛粗布。

作为北宋的西京，又是太祖的出生地，洛阳城成为达官贵人兴建园林的首选地，邵雍有诗云：“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在洛阳居住两年后，司马光也不能免俗，在城南买了一座宅子，作为《资治通鉴》的编撰书局，命名为“独乐园”，并自号“迂叟”。独乐园狭小简陋，在规模景观上远远比不上周围那些豪宅，完全靠司马光的人品与名望，才得以跻身名园。园中最大的建筑是“读书堂”，藏书多达10000余卷。夏天酷热难耐，司马光挖了几间地下室来避暑。当时朝中元老王拱辰的宅第豪华巍峨，有楼名“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曾写《独乐园记》一文来表达自己简约的生活态度：“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也就是住能安身、食可果腹，做人安分守己，就是他的快乐。

 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退休的宰相富弼与洛阳留守文彦博效仿唐代白居易等组织“洛阳耆英会”，也就是十几位年纪长资历高的老领导们定期聚会。司马光相比之下比较年轻，但因为有名望、学问好也成为其中一员，并受大家委托为之作序、制定《会约》。《会约》体现了司马光严谨守信和厉行节约的风格：按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器具务求简朴；饮食不能超过5种，蔬菜水果不能超过20种；饮酒多少自愿；如果酒没喝完菜已经吃完了，可以补充一些菜；聚会邀请函大家共用一张纸，能否出席自己写明；聚会不能迟到......《会约》具体到一张纸都要节约，从根本上杜绝了斗富竞奢，更重要的是，他们给社会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试想，这些朝堂元老尚且如此节俭，其他人还敢明目张胆地铺张浪费吗？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四菜一汤”的发端。

司马光的生活自律和俭朴还体现在夫妻关系上。他的夫人张氏出身大家，知书达理，夫妻感情甚笃，但有子夭折。为了传宗接代，张夫人多次为他挑选美妾，都被司马光严词拒绝。后来，夫妻二人过继了兄长之子司马康为嗣。张夫人先于司马光亡故，由于多年来的薪俸都用于购书和资助穷人，手中没什么积蓄，司马光只得把洛阳乡下的三顷田地卖掉，才使妻子得以安葬。  

与其他儒学家一样，司马光非常重视家风的传承，他对司马康言传身教培养良好的品德，并且专门写下家训《训俭示康》。《训俭示康》中以李文靖、张文节等人的俭约自持和石崇因比富亡身、名相寇准生活豪奢导致后代贫困等正反两面事例，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和“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道理。在司马光的谆谆教导下，司马康与父亲一样勤学勤俭、守孝明理、清正廉洁。虽然是过继的儿子，但他对父母非常孝顺，以至于为父母守丧时因寝食不周而患上重疾。司马康还生性廉俭不贪财物，为给司马光立神道碑，朝廷给了很多赏赐，他也坚辞不受。

司马光良好的家风也影响到了家中的仆人。独乐园有一位园丁名唤吕直，和主人一样耿直。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吕直的故事：北宋时洛阳的私家园林是允许百姓参观的。有一年牡丹花开时，吕直给游园人准备茶水，得到了赏钱十千。他要把这些赏钱跟主人分享，司马光说那是吕直劳动所得应该归他所有。吕直再三再四地要把钱留下，直到司马光发怒了，他只得罢休，临走时又回头说：“难道只有相公不爱钱吗？”过了没多久，司马光发现园中多了一座井亭，原来是吕直出钱请人修建的，人们都说有其主必有其仆。

司马光的德行感染了无数人，陕州、洛阳民间深受他的教化，有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别人就会说：“你不怕被司马君实知道吗？”《宋史》评价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司马光却很谦逊：“我没什么过人之处，但平生所为，没什么不可以对别人说的。”然而这“无不可对人语”，若非诚心自然、坦荡无私、以天下为公，又如何能够做得到？也难怪他的人格魅力能够倾倒世间，使得天下人恭敬信服。 （寇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