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904年7月4日），虞山西麓鹁鸽峰下，一位老人溘然长逝，数千群众前来送别。站在逝者的墓碑前，望着一抔黄土、一块简单的墓碑，人们神情悲戚、哀泣连连，为老人凄惨的场景悲痛万分。墓中长眠的这位老人便是备受群众爱戴，有着“廉正传四海”美誉的两朝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书法艺术家，江苏常熟人。翁同龢自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及第，步入仕途。后来凭借他渊博的学识，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为官清正廉洁、恪于职守，是唯一一个死后凭学政身份入祠名宦祠的官员。观其一生为官从政之德，可以将其概括为：爱民恤民、清正廉洁。

翁同龢体恤民生艰苦，时常为百姓之事而直言进谏。据《翁同龢评传》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亲政后，为让太后能够安度晚年，下令修建园明园。翁同龢当时在家为母亲守孝，不在京中，但听到此消息，心里十分担忧，他认为修园工程量大，必定劳民伤财。翁同龢守孝期一满，便立刻回京，联合李鸿藻、奕譞等人上奏，请求停止修园，并将返途中的所见所闻，如实上报给同治帝及太后。他说：沿途中百业一片萧条，无数房屋倒塌，田地荒芜，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沦为乞丐。又说“部分官员打着修园的旗号，趁机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如若此时不顾百姓生死，执意修园不是仁政做法。”由于翁同龢的直言劝谏，同治皇帝及太后接受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停止修园。

光绪四年（1878年），山西、河南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山西、河南一百多县受灾，灾民多达240多万。面对空前绝有的旱灾，河南巡抚庆宽、山西巡抚曾国荃请求朝廷拨款，救济灾民。而户部尚书董恂以两省历年积欠过多为借口，拒绝拨款，使得灾情愈演愈烈，民众死伤无数。当时翁同龢任户部侍郎，针对董恂的做法，他毅然直言上奏西太后，指出灾荒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若不及时拨款救济灾民，这场天灾就会演变成人祸。又说：“如若对百姓不加以爱护，就算天不降灾，也会自己降灾。”并建议直接向灾区拨付银两，在翁同龢的劝谏下，西太后下令拨款赈灾。此外，翁同龢也拿出300两俸银用于灾区。翁同龢一生因恤民爱民，而深受百姓爱戴。

人臣高贵，无如帝师，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前来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但他一生清正廉洁、不受贿赂，拒收馈赠。据《翁同龢评传》记载，光绪九年（1883年），翁同龢突然收到由来京应会试的举人龙赞宸、龙赞新转来的广东龙兰簃的信函。信中说：南横街屋先师（翁心存）已住30年，此后就是翁氏的家业，待赞宸等在房屋契约上画押后，这房屋便不再是龙家的。原来此房屋本是龙兰簃的房产，翁同龢竟全然不知。翁同龢知晓此事感慨道：“不屑不克承堂构，而故人有让宅之高风，何以克承耶？！”连忙设宴款待二龙，5月10日，翁同龢派斌孙送2000两交二龙。二龙坚决推辞不要，并写下赠送房屋的笔据。5月12日，二龙离京师前夕，翁同龢又以鹿茸一架、蟒袍一件、袍褂两身赠送龙兰簃。过后又将2000两寄给龙兰簃，解决了这件赠屋还银的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光绪帝下旨修建卢（卢沟桥）汉（汉口）铁路，刘鄂为营办铁路，携带五万两进京，并将银两分给京中各路官员，以此换取京中官员支持。当时翁同龢正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大权，是皇帝器重的人。刘鄂为达成目的，想法设法讨好翁同龢。他知道翁同龢不爱钱财，但对收藏书画古董情有独钟，他便投其所好，当即托人改送名画数十件，向翁氏行贿疏通，却被翁同龢“峻拒之”，并斥刘氏为“邪蒿”。刘鹗者（旁注：‘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

 晚年，翁同龢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西太后罢黜回籍，从此离开朝堂。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西太后宣布：“以今年庆典，凡戊戌案内革职人员皆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管束者概行释放，著该部该省查奏”。因西太后对翁同龢的怨恨一直未消，并没有解除对他的处分。在日复一日精神的折磨下，翁同龢郁郁而终，留下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翁同龢为官四十余载，位高权重，但一直心系百姓、两袖清风，正如他诗句所写“万兰丛中一竿竹，劲挺森梢不能曲；富贵何足道，坚贞永自恃”，这是他为官处事的真实写照。我们后世之人，应时刻以翁同龢的事迹以及精神警示自己，工作上做到清廉，生活上做到高洁。（祥符区纪委监委  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