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墨子》“尚贤者，政之本也”一语，来强调选拔人才、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并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真正做到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

“尚贤者，政之本也”语出《墨子•尚贤上》：“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出于“兼爱”思想，墨子提出了“ 举义不避贫贱”、“ 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三条基本原则。尚贤任能，选好人、用好人，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

尚贤政治传统历史悠久。《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提拔虞舜，“明明扬于侧陋”，启用地位低微之人。《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论“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少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虽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但仍深受儒家的影响。“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儒家和墨家都取法和推崇古代政治中的尚贤传统。

孔子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这里所说的“人”就是有贤德的人才，是为官从政的贤才。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贤才，有贤才推行仁政，则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没有贤才推行仁政，则政治昏暗，社会混乱。因此，当做季氏宰的学生仲弓请教如何为政时，孔子便明确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墨子将“尚贤”视为“为政之本”,将“众贤”看作“为政之要”,将“举贤”当作“为政之能”,旨在创造“贤人执政”的制度。首先，他确立了“贤”的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深厚、善于言谈和精通道术。在用贤方面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同时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还主张对贤者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其所能”，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据其德才之高低“慎予之官”。

汉代韩婴的“得贤者昌，失贤者亡”，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汉高祖刘邦《求贤诏》指出的“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唐太宗《贞观政要》论及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阐明的“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讲的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人才乃治世为政的关键所在。

怎样才能尚贤，贤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司马光认为：“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这些古人的“尚贤”思想和理论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就是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选人用人重要思想的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值得大力借鉴和弘扬。（朱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