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城区的东南隅，坐落着一座千古名园——禹王台公园。夏末秋初天气晴好之际，访古寻踪，园内苍松翠柏、红墙绿瓦交相辉映，古吹台、禹王庙、三贤祠、辛亥革命烈士纪念园……从大禹时期到民国，历史遗珠散落在禹王台公园的角角落落，大禹治水、师旷抚琴、三贤集聚……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这所园子里上演。走近她，品读她，感受古迹背后的廉洁文化，你甚至可以窥见华夏史的一鳞一爪。

在园子的中心轴上，有一座古朴典雅的牌坊，上书“古吹台”三个大字，后面的古吹台（又称禹王台）便是这座园子的精魂所在。拾级而上，夏日繁盛未退，周遭蝉声嘹亮、碧草如茵，一派生机勃勃。两千多年前，《阳春》的创作者，那个自称“瞑臣”、直言敢谏的师旷，便是在这里登高鼓琴。

（图为，古吹台牌坊）

后人提及师旷，多半记得的是他音乐上的造诣，但在那个诸侯纷争的混乱时代，他的仁政思想，就像黑夜天幕中的一颗明星，给众生以希望。在他看来，百姓是国家之本，同国君一样，都是上天的子民。国君的主要责任是天养民，而决不能“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否则，便是“弃天地之性”。尤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当面指出国君的失德之处，纠正国君的错误和偏差，对于后世有很强的警醒意义。

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晋平公与群臣同饮，酒至正酣，晋平公得意地说道：“世上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事情了，只有他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彼时，师旷在旁边陪坐，听了这话，便拿起琴朝他撞去。晋平公连忙提起衣襟躲让。琴在墙壁上撞坏了，晋平公问道：“太师， 您撞谁呀？”师旷故意答道：“大王没有听到吗，刚才有个小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胡说八道，因此我要撞他。”晋平公说：“说话的是我呀。”师旷感叹道：“哎，这不是一国之君应该说的话啊！”左右臣子认为师旷犯上，都要求惩办他，晋平公却决定放了师旷，并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警告：绝不可因手中的权力藐视规矩和法度。

（图为，师旷抚琴雕塑）

台阶尽头，是座精巧的二进庭院，步入其中，气势雄伟的禹王庙顿时映入眼帘。它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为当时百姓感怀大禹治水功绩所筑。大殿内的禹王像双手执圭（guī，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身穿龙袍，魁伟端庄。“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塑像两侧的一副对联，道尽了大禹的生平事迹。在长达13年的治水过程中，大禹不畏艰苦，身先士卒，依靠简单的劳动工具疏导河道。因治理黄河有功，禹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以阳城为都城，并铸九鼎定九州。

在位期间，大禹建立了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五音听治”制度：即在住地附近设置钟 、鼓、铎 、磬、 鞀（音táo，意为有柄的小鼓）五种乐器 ，来访百姓凡是向大禹讲解为政之道的，可以击鼓；凡是告诉大禹行仁义之事的，可以击钟；凡是告诉大禹需解决之事的，可以振铎；凡是以忧患相告者，可以击磬；凡是向大禹申告狱讼者，可以摇鞀。大禹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进而请其入见。由于求见者甚多，以致大禹有时吃一顿饭要起来十次、洗一次澡要中断三次。

大禹为政，始终以民为贵，他真诚待民，谦恭虚心。党员干部要学习大禹精神，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既要牢记使命，强化公仆意识，客观看待自己，真心对待群众，也要敢于担当，强化责任意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禹王庙东西有两院，东边为三贤祠，承载着李白、杜甫与高适畅游汴州的往事；西边为水德祠，林则徐、贾鲁、史起3位治水功臣的塑像竖立在水德祠大厅中央，栩栩如生，东西两侧供奉着战国以来治水功臣的牌位，共计三十八人。

（图为，水德祠大殿）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饱受黄水患的开封，则是黄河治水史的一个缩影，在洪水肆虐之际，三十八位先贤为了一方百姓，击浪搏风、堵口归流，留存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于谦、林则徐、郭守敬等人，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就是曾组织几十万人进行“河、汴分流”、换来黄河800年安澜的汉代水利专家王景。

据史料记载，治河工程完成三年后，汉明帝曾让王景陪同巡视黄河。当汉明帝看到沿途的堤防坚固整齐、百姓安居乐业时，不禁称赞王景治理黄河的功绩堪比大禹治水。可见，面对天灾，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有没有一颗爱民恤民之心，是决定为政者成败的关键。

在古吹台参天古木下，坐看云卷云舒，恍然间，我听到了淙淙的琴声，蓦然回望，师旷正坐于台上轻抚琴弦。琴声引来了浩浩黄河水，大禹、史起、王景……一位位治水功臣率民众从黄河堤坝走过，筚路蓝缕、一往无前，展现着华夏民族誓与黄河水患抗争到底的信念与骄傲。风吹过，烟云往事顷刻消散，但先贤们伟大的人格和廉政精神却亘古长存，并在这方高台上，久久回荡。（刘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