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仄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廉”字本意厅堂的侧边，后引申为清正、节俭、严于律己。

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率先把“廉”作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四个关键词之一，提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来加以强调。《韩诗外传》所说：“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保其真，守清以保其身。”这些名言警句，无不闪烁着廉洁文化的光芒。

《周礼》上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这“六计”，分别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考核官吏政绩有六项标准，即清廉且善于办事，清廉且推行政令，清廉且谨慎勤劳，清廉且公正，清廉且守法，清廉且明辨是非。六项标准内容不同，但均冠以廉、以廉为本，体现出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北宋名臣、清官包拯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因为他有了“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人民的盗贼”的认识，从而提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名句。由认识到行动，包拯为官35年，始终自觉保持廉洁。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借石灰表明自己的坚定廉洁自信。明朝郭允礼撰写《官箴》，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最为后世称道。

明代薛瑄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廉吏，他在《从政录》中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意为明白事理，就不会任意获取礼物；珍惜名誉，就不会随意获取钱物；害怕法律制裁，就不敢轻易获取财物。以史为鉴，品味这“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对今天仍有警醒作用，从中可得到“理明、尚节、知戒”的启示。

清朝廉吏于成龙为官时曾定下《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提出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六条戒律，早晚对照，自我反省。他在“绝贿赂”部分写道：“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当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正是心有戒律、自我警示，于成龙为官多年始终不改节俭之风，常以屑糠杂米为粥，两袖清风、深得民心，成为一代廉吏。

“廉”乃立国立民之大节，其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品格，守“廉”则是一种高尚的价值取向和从政操守。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当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廉入心，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常怀敬畏之心，守住廉洁底线，方能成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方能清气满乾坤。（杞县纪委监委 朱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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