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顾名思义是为官的箴言，概而言之，是对从政者的规劝与告诫。这些箴言，包括从政的思想原则、为官的行为矩范和个人的修身鉴诫。中国古代社会，为官者留下了很多官箴，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当数这三篇。

影响最为广泛的官箴，当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一块刻石上的36字《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多少年来，几乎所有的为政者都对其熟知。这块刻石为清人颜伯焘所有，1822年，他被任命为陕西延绥道台，于是携其父所刻《官箴》刻石上任，以示其严以律己、廉洁从政、一心为公之决心，也道出了天下所有廉吏的心声。清代中叶，广东省连平县颜氏家族颜希深、颜检、颜伯焘祖孙三代，曾以“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显赫家世举国闻名，声名远播，耀祖光宗。他们祖孙三代皆弘扬、承传和践行此《官箴》，以“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为“居官之要领”，并且以此教化世人。朱镕基在任总理期间曾向人们提及此箴，并在反腐败工作会议上引用，自儆儆人，成为当今廉政教育的格言警句。

影响最深远的官箴，当数南宋吕本中的《官箴》。《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而为政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 ，其结果必然是“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 接着，他提醒说：为官“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文中还引用东汉末年司马微《坐忘论》中的话：“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并指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接下来，吕本中详述为官之道：“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当官者，难事勿辞”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等等。关于吕氏《官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清康熙帝曾御书这三字并下发各州县，刻于匾额，高悬大堂，以诫官吏恪尽职守。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陔于丛考》中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也这样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吕本中的《官箴》仍是金石之言，让我们获益匪浅，受益无穷。

流传时间最长、传播地域最广的官箴则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主孟昶于广政四年（941年）亲撰的《颁令箴》。为保国家长治久安，孟昶鉴于前蜀亡国之君王衍奢靡荒政、最终导致覆国的教训，亲撰一篇96字的《颁令箴》，并诏颁郡国。全文是：“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可谓用心良苦。北宋灭了后蜀后，宋太宗赵匡义鉴于后蜀主孟昶在位后期不思国政、奢侈无度、政治腐败的教训，从《颁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使得官箴之主旨更为突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戒石铭》颁示州县，并敕令刻石，立于衙署堂前。到了南宋高宗时，又再次命令诗人黄庭坚书写这个《戒石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将《戒石铭》石碑立于各级衙门大堂院落的中央，让长官在坐堂审案时抬头就会看见这块戒石，以提醒其秉公办事，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清人后因出入不便，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戒石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长达七八百年，成为一则著名的官场箴规，影响深远。

在大力倡导勤勉从政、廉洁从政的今天，广大党员干部重温这些为官箴言，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朱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