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祐三年（1092），苏轼受潮州知州王涤之邀，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了《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欧阳修、柳宗元、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碑文记述了韩愈倡导的古文风。“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摒弃南北朝以来华而不实的骈体文，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优秀散文传统，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复兴儒学孔孟之道。

韩愈的散文文风形式多样，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如他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呼吁改变耻为人师的世风，改革不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勇于为师，敢于为师振臂高呼；他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才的人才观；他的《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至今仍是激发我们努力向上的至理名言；他的《祭十二郎文》，字字含泪，句句动情，是祭文中的精品，苏轼曾说：“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

之后，“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明清两代的归有光、唐顺之、方苞、姚鼐等许多著名的散文家，都是继承了韩柳的文学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苏轼在碑文中赞叹他“勇冠三军”，不惧生死的报国风骨。韩愈任兵部侍郎时，成都节度使军事主管王廷凑发生叛乱，但朝廷打不过他，于是想派韩愈和王廷凑和谈，元稹怕他入了虎狼之地，凶多吉少就说：“韩愈可惜。”穆宗听了也很后悔，忙派人把韩愈追回，韩愈却说：“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而后疾驰敌营。叛将王廷凑手下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对此，韩愈镇定自若地对叛军说：“安史之乱以来，叛乱从来没好下场，不仅自身难保，还诛灭九族。现在皇恩浩荡，对归顺的将领及家人却厚赏有加，所以归顺朝廷才是明智之举。”结果，韩愈说服了王廷凑及其属下顺利归顺，而且还解了深州之围，救回深州刺史，其卓越的军事外交才能可见一斑。

在碑文中，苏轼赞扬韩愈不惧权贵，敢于谏言的殷殷爱国之风。唐德宗贞元年间，谏议大夫阳城五年间浑浑噩噩不问政事，25岁进士及第的韩愈写了轰动朝野的《争臣论》，弹劾阳城，犀利地批评他无作为，提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为官之道，即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一心想着为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时，就想着发表言论阐明道义和理想。对此，阳城心生愧疚，幡然醒悟。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刚任监察御史，就上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直呈关中大旱的惨状，为民请命减免赋税，救护灾民，却得罪了隐瞒灾情的权贵，被贬阳城。仁和十四年，唐宪宗迎佛骨到长安，官吏借机沿途搜刮民财，百姓怨声载道，韩愈为之忧心忡忡，于是上奏《谏迎佛骨表》，触怒宪宗，险些丧命，被贬到偏远的潮州任刺史。

到潮州后，韩愈依然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岭南节度使孔戣担心他俸禄较少，特补贴韩愈每月五十千，他却婉言谢绝，说：“家眷未到潮州负担不重；州穷，来往宾客无多，供应有保障；私自存钱不是清廉行为，交给公家，名目亦不正。”因此拒不接受。

当时，潮州是蛮荒之地，州学停办已久，导致百余年来没人考取过功名。为振兴潮州教育，完善学校设施，韩愈“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馀，以供学生厨馔。”为提高教育质量，他亲自去请归隐山林的名士赵德主持州学，从此，“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不久，韩愈的学生黄颇、卢肇同时考中进士，而且卢肇还被钦点为状元。潮州后有“海滨邹鲁”之称，证明韩愈不仅造福当时，还惠及后世。

在潮州，韩愈踔厉奋发地带领人们兴修水利，治理洪水，攘除鳄害，在不到八个月的任上，为潮人积极谋划一系列的好事，对潮州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深受潮人的崇敬与爱戴。

潮州人为感念韩愈的恩德，将笔架山改称韩山，鳄溪改成韩江，对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且，“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由此可见，潮人不仅把韩愈刻在心里，还让山水铭记他，并勉励后人供奉他，学习他。

至今，丰碑犹存，风骨赫然，感动并垂范后人效仿努力，永不停辍。（李翔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