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一次跟我讲起那个搪瓷茶缸时，我正趴在桌旁写作业。她捏着块软布，反复摩挲着缸身的磕碰处——军绿色的瓷釉早已被岁月啃噬成淡青色，像褪了色的旧军装，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纵然边角被磨得发毛，却依旧像深烙在上面的印记，在昏黄的光里透着执拗的清亮。

“你姥爷当年从战场上把它裹在军大衣里带回村，过封锁线时被碎石子磕坏了缸口。”母亲的指腹摸着那圈凹凸的豁口，声音轻得像怕碰碎了回忆，“他总说，这缸子的搪瓷磨掉了一层又一层，可在他心里是半分没少——就像当年在军旗下许的愿，扛枪时护着老百姓的命，现在当支书就得护着村里的理。守着这缸子，就是守着‘不沾乡亲一分利’的本分，缸沿的豁口再深，这规矩也得像瓷面一样，钉在心里磨不掉。”

母亲十一岁时，姥爷从部队转业，成为村里的支书。茶缸是姥爷在部队用了八年的物件，被他看得比啥都金贵，走哪儿带哪儿。他说这缸子经得住摔，开会时拎着它往长条凳上一坐，搪瓷碰撞木头的脆响，比敲钟还能镇住场。

有年秋收后，邻村的砖瓦厂老板拎着两袋白面找到家，想让姥爷在批地时多通融通融。姥爷正用茶缸泡着老叶茶，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这缸子陪我挨过枪子。”他把茶缸往桌上一顿，褐色的茶水溅在“人民”两个字上，“那时候命都拴在裤腰带上，就为了让老百姓不受欺负。现在你让我用公家的地换白面？”老板灰溜溜走时，姥爷把茶缸塞进他手里，倒了半缸凉白开：“喝口水醒醒脑，挣钱得走正道。”

我参加工作那天，母亲把茶缸用红布包着递给我。“你姥爷临终前说，这缸子装过硝烟，装过露水，就是不能装脏东西。”红布解开时，我摸到缸口那圈凹凸的瓷痕，像摸到姥爷掌心的老茧，带着岁月的温度。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到那天，我特意将那只搪瓷茶缸摆在办公桌最显眼处——缸身的瓷釉早被岁月磨出星星点点的白茬，像落了层细雪，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却愈发清亮，笔锋里的挺劲半点未减，倒像枚经了久磨的印章，稳稳镇在桌面，也镇在心里。

没过多久，一位熟人找我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她的超市面积明明够得上证上的标准，却执意要办手续更简的小经营店证。“为啥非要这样？”我问道。她压低声音，眼里藏着算计：“真要是以后食品安全出了问题，按小经营店的处罚条例，处罚能少一大截。”

指尖无意识蹭过茶缸边缘，那里的搪瓷磨得格外光滑，带着常年摩挲的温度。忽然想起报到前，母亲把茶缸塞进我包里时的样子。她指尖划过那些剥落的瓷釉，轻声说：“你姥爷用这缸子，搪瓷磨掉一层又一层，可装的水从来清清爽爽。他总说，当官的手里得有个准头，就像这缸子，再旧也不能装浑水。”

抬眼望那熟人，我把政策细则一条条摆开，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稳：“该办啥证就办啥证，合规经营才是长久路。要是真出了问题，按处罚条例来，才是对您负责。”余光里，茶缸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那些磨出的白茬像一圈圈年轮，默默托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倒像是在替我把话说得更明白。

后来，我被遴选到县纪委监委工作，整理旧物时又翻出这茶缸。有个同事路过，瞥了眼缸身的斑驳，笑着打趣：“这缸子都磨成这样了，留着还占地方呢。”我摩挲着缸底那道浅浅的凹痕，给他讲当年姥爷的故事——当年有人揣着礼金找到姥爷家，姥爷没等对方把话说完，抓起茶缸往桌上一墩，哐当一声，瓷釉就磕出了这道印。“我这缸子，装了一辈子清水，装不下这些歪心思。”姥爷当时的话，隔着年月听来，依旧清亮。

同事听完，伸手轻轻敲了敲缸身，搪瓷的脆响里带着股韧劲。他望着那些磨得发亮的字迹，忽然点头：“我算看明白了，这哪是搪瓷磨不掉？是心里那点廉洁的念想磨不掉啊。”

傍晚整理材料时，我用软布擦着茶缸上的茶渍。手机里弹出儿子的视频，他举着个画着红五星的塑料杯：“妈妈，老师让我们画关于廉洁的海报，我画了个像你搪瓷茶缸的杯子！”我把镜头对准桌上的搪瓷茶缸，斑驳的瓷面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忽然明白姥爷当年为啥那般看重这茶缸，他看重的从不是物件本身，而是它承载的那份初心——缸身的搪瓷被岁月啃噬得斑斑驳驳，露出的白茬里却始终藏着军绿的底色，磨不掉、洗不褪。就像这茶缸的搪瓷，纵经百炼也守着本真；姥爷心头的廉洁，早被岁月刻成了筋骨，一辈辈往下传，风里雨里，从未淡过一分，从未褪过一色。（驻通许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 毛红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