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检、整理日记旧稿，不禁想起有关外公李占亭的回忆片段，外公的音容笑貌便浮现眼前，顷刻间思绪万千，夜不能寐。于是，端坐灯下，将外公生平片段连缀成篇。

李占亭，原名李之立，1915年12月6日出生在太康县窑后村。他自幼性格豪爽，颇有胆量。十六七岁时的一个秋天傍晚，白帐子雨哗哗下个不停，老姥娘（外公的母亲）立在屋门口呼唤冲进雨中的外公：“雨大，离家又远，就别去看庄稼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该咋办呀？”外公披好了蓑衣，扔下了一句硬梆梆的话：“俺叔既然说了叫我去看庄稼，我就得去！”话音没有落地，就一头闯进了风雨中。

1938年6月，太康沦陷。日本侵略军在进犯太康途中烧、杀、抢、掠，无数家园被毁，财产被掠夺，同胞被杀戮，给太康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了保长的外公，目睹日寇侵略者给家乡人民带来的灾难，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在聆听了独立团政委孔石泉一席深情的演讲后，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满腔仇恨，增强了他紧跟共产党的坚定信心。他开始向往革命了。

外公的家乡太康县杨庙乡窑后村，是水东（贾鲁河以东）地区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根据地。1943年5月，睢、杞、太特委，太康县大队先后建立并秘密组织了一些像王集、河坡、窑后、牌坊杨等乡村联络站。窑后村的联络站就设在外公家里。经组织批准，外公以两面政权保长的身份开展党的地下活动，负责联络站工作，担任了我党地下联络员。从此，一到天落黑儿，那些以挑担、锔锅、修脚为名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口音，就陆续走进了外公的家门。我母亲说：“你姥爷就跟这些生意人坐在一起，在堂屋里开会，一开就开个通宵。”

为救护伤病员，秘密转移革命干部，外公就在窑后村东北角铁底河南岸自家的二亩盐碱地里，挖了一个大窖。这个大窖能容纳三五个人，进口留在窖的东边，窖口只能一人出入。出气口留在了窖西四十多米外。窖顶棚上门板，封上土，种上庄稼。外公就把营救来的伤病员藏在这样的地窖里疗养。我的母亲那时不过是六七岁，一到饭时，她就掂着陶罐，趔趄着瘦弱的身子，到地窖里送药送饭。老姥娘采集中草药，煎汤熬汁，缝洗衣服，精心护理伤病员。外公自己千方百计和敌人周旋，挑担儿扮作货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占区的龙曲、李寨、黄岗、转楼等地，机智勇敢地营救抗战同志，散发革命传单，侦察敌情动态，为我党、我军传递情报，掩护伤病员和革命活动，出色地完成了睢、杞、太特委和太康县大队交给的联络任务，得到了睢、杞、太特委、太康县大队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1946年夏，王广文率领冀、鲁、豫军区三十团，在太康县境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外公参加了伏击伪张岚峰部、解放太康县城和黄泛区河套突围等大小战斗46次，歼敌二百多人，缴获土布数千匹，枪械弹药无数。外公说：“三十团那个拼劲呀，让敌人闻风伤胆。一个月打二十八仗呀，那个月还是个小进！”话语中含有几分自豪。

1947年8月，豫东大部地区解放。因工作需要，外公任太（康）北县五区（龙曲向东一带）工商事务所所长。当时市场环境恶化，物资匮乏，他毅然立足市场整顿，征缴税款，禁止伪币，购买布匹、棉花，支援前线。1948年12月，他调往陈留专署考城县（今兰考），任该县人民银行业务股股长。

1951年1月后，外公提任尉氏县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1954年后历任尉氏县副县长、第一副县长、丁香李乡党委书记（兼）、永兴公社第一书记等职，并当选为河南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这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身先士卒，为尉氏县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1962年，外公到永兴农村调查，拒绝下级酒肉招待，坚持到农家吃家常饭“红薯叶面条儿”。饭后，临走时，悄悄压到碗底2斤粮票。他说：“吃群众的饭才有感情。”回到公社，他又对随行人员说：“干部下乡吃饭，不要看是小事，吃了特殊饭，就会脱离群众呀！”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有着坚强的党性、原则性和纪律性，为人刚正不阿。1979年1月2日，尉氏县委印发〔1979〕009号文件，对强加给外公的“历史反革命”罪名予以纠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4年3月的一天上午，一缕和煦的阳光透过窗纱，斜斜地洒在开封淮河医院一间病房。外公仰躺在病床上，与我谈了很多，谈家庭，谈地下联络，谈和群众的感情，谈文革遭遇。我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间或插上一两句话。他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仍目光炯炯，思维清晰。因为经常读报听广播，他对“时事”比我知道得还多。当然，他有时也忘事，就坐在那里想一想，然后猛地一拍脑门，便“呵呵”地笑了。

外公虽然去世30年了，我总觉得他还在和人们谈论他的峥嵘岁月，还在慈祥地呵呵笑着。这样的一位老革命，不应被人们忘记，人们也不会忘记他。（张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