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耿俊峰）我的父亲是一名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

60年代，我们大队有8个自然村，6000多口人。父亲20岁那年就当上了大队支部副书记，年幼的我感觉父亲很神。两年后，父亲被公社推荐到县城工作，逐步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母亲带领我们兄妹3人在农村生活，父亲很少有时间顾得上回家。我总盼望父亲回家，父亲严肃认真，我们心里都很敬畏他。

1985年，那年我18岁，我要到县城做一名临时工。没见过世面的我孤身在外的那种无助感让我不愿走出家门。那天，我背着行李卷临出发，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长大了，路需要自己走，不管什么工作都要好好干！”坚定地语气容不得我有半点质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表达的我点了点头。我从基层干起，工作上精益求精。困难时、挫折时、被人误解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父亲拍着我肩膀说的话，使我浮躁的心平静下来，继续埋头苦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与肯定。

2002年10月，全县公开竞聘乡镇长，我脱颖而出，竞聘为袁坊乡乡长。当年我34岁，基本上是全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了。领导见了夸能干、有能力，同志们见了都说水平高、有魄力。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等赞誉声不绝于耳。我心里美滋滋的，有种飘飘然的感觉。任乡长的事，我没有给父亲汇报。几天后，父亲打来了电话，“听说你当乡长了。”“嗯。您怎么知道了。”父亲笑道：“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领导器重你，群众信任你，可得好好干啊！ ”父亲的话犹如一股清新剂，让我膨胀的大脑冷静下来，飘起来的心慢慢落了地。

“不想活上袁坊。”是我们县流行的俗语，原因是袁坊地处黄河滩，经济基础薄弱，村级支部战斗力不强，民风彪悍，很多领导干部都不愿意去任职。我在袁坊乡一干就是4年，袁坊乡的经济从全县的倒数一跃进入到了全县前三名。

2010年5月，我被县委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如何让城关镇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突破口在哪里？这一个重大的难题困扰着我。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从县府北街拆迁改造入手。改造后不仅能拉大县城框架、改善县城容貌，还能改善群众生活、从业就业环境。这项15年前的工作规划，迟迟没能得到落实，我要让它落地生根发芽。

说起容易，做起难。打破旧的生活模式，群众不理解，上访，闹事，还有的要寻短见。为尽快推进项目的实施，我带领全体班子成员白天在拆迁现场荡得灰头土脸，晚上还得苦口婆心的给群众做思想工作。遇到这么棘手的大事，有时我真想辞职不干，就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

一天，父亲从农村老家赶来，看到我一脸憔悴。

“爸，您怎么来了？”

“我隔三差五到你们拆迁现场看看，进度正常我心里替你高兴，就回去了。这几天遇到困难了吧？我也心里急啊。”

“嗯。”我点点头。

父亲给我讲了他带领全村饿着肚子抓生产、带领职工白手创业的经历。

“比我们那时还要困难吗？”

“没有。”

“这些困难就把你吓趴下了？”

“不会。”

“那就好好干。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难面前闯出一条路子。我回去了。”

1000多个的日日夜夜过去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东京九里商业街诞生了。这里街宽路阔，楼房林立，生意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每当我走在这条大街上都无比自豪得意，这里浸含着我的汗水和艰辛，也把我历练的更加成熟和自信，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和骄傲。

今年6月，我调任祥符区纪委常委。很多朋友打电话说，这回你可去到了一个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好地方。可父亲不这样认为，他语重心长的告诉我：“纪委是监督执纪的地方，正人先正己，做事要行得正，站得直。对人要亲，工作要清。这项工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责任不轻。你可得好好干啊。”经过几个月的深入实践，我深深地感到肩上责任的压力，越有压力的活、越是困难的事我越要干好，这已成了我多年工作的习惯。

前几天，我们带着女儿回老家给父亲过生日。吃饭时，父亲再三嘱咐我：趁现在年轻，工作要好好干。“爷爷，你咋总是说好好干好好干的啊。”女儿说。父亲呷了口酒，得意的说：“乖，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吧，也要牢记爷爷的话，好好干。这可是爷爷的三字真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