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年冬天，我的父亲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到尉氏探望我的外公（这地方儿俗称姥爷），太康乡下老家只剩下三口人，祖父、祖母和我。这地方儿的村舍多是泥墙（也有里生外熟——里墙是土坯，外墙是青砖）瓦顶，起脊的房顶上，覆鱼鳞似的灰色小瓦，一垄子紧挨着一垄子，错落有致。温暖的瓦屋里，黄豆大小的油灯下，祖父、祖母让我端坐八仙桌前，给父亲母亲写信报平安。每次，都是他们口授，我执笔。

对于信的开头和结尾，祖父、祖母非常重视，要求我必须称呼“父亲母亲大人”，落款要写上“长子”二字，并注明年、月、日。祖父识字不多，祖母则根本不识字，我究竟怎么写，他们也不知道，但他们老是看着我，反复问：“是这样写的么？”我尚年幼，不明白“父亲母亲大人”与我平日里喊的“大（方言，父亲）”和“娘”在字义上有何不同，但我不敢欺瞒祖父、祖母。除了信纸上的“父亲母亲大人”，他们还要求我，见了邻居、亲戚，必须打招呼，打招呼的第一句话，要按辈分称呼——“东头清秀哥，西头青山大爷；前院辈嫂子，后院文铁大娘。”等等，从小培养了我见人按辈分打招呼的习惯。如今回了老家，自然而然照着祖辈立下的规矩来。

祖父、祖母没讲过“长幼有序”的大道理，他们也不知道《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他们教给的“父亲母亲大人”这六个字的称呼，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坎里，它是我所受到的关于人序伦常最朴素的启蒙。

生产队的时候，家家户户穷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是，麦收之后，多数人家还是会依照惯例吃两顿好面（方言，麦面的俗称）捞面条。我看见人家端着粗瓷大碗，站在胡同口，用筷子挑着光溜筋道的白面条，心眼里竟没有一丝羡慕，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我家从来不吃好面捞面条。平日里，我家吃的是红薯面捞面条或者红薯面饸饹，就是等到新麦分下来，也不过吃几回豆杂面、红薯面搀和着榆皮踅成的面条，长者一拃，短者三四指，配着茄子葱花浇头、蒜醋汁，偶尔还有一点儿黄瓜丝，好看，又好吃。其实，祖母就是用红薯面、棒子面两掺的办法，节省下了少得可怜的好面。这样，家里要是有人头痛脑热，或者来了客人，就能吃到用好面做成的葱花姜末红薯叶手擀面条，或者油拌葱花千层好面烙馍。

祖母说，日子比树叶还稠，“囤底儿省，不胜囤尖儿省”。我们家在最穷困的时候从来没有断过烟火，大人小孩儿也从来没有穿过破角烂边的衣服，秘密就在祖母的这条谚语。逢年过节，棒子面，有时是谷子面(不去皮，谷糠也磨进面里)，萝卜干子，萝卜缨子做馅，包角子，祖母给它起名叫“黄金团子”。老白菜帮子切段儿，葱花姜末，清水煮了，水滚开之后拌杂面糊涂，起锅之前，撒一点芫荽末儿，祖母又给它起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家穷，还有比我家更穷的邻居。我家西邻布袋哥，隔个十天半月，就会来我家一趟，有时候是差他的孩子来。他们来我家，一是帮着做点力气活儿，二是怯怯地说，不是没粮了就是缺盐了，要不就是没钱买药了。无论是谁来，临走，祖母总不叫空着手，不是给搲一瓢面就是抓一把盐，有时正好赶上父亲从学校领来工资，就借给几块钱，好让他们买药。我的母亲半开玩笑地说祖母，是左邻右舍硬生生把我家的日子刮穷了，祖母总是认真地教训道：“雪中送炭人情长。”

不独对左邻右舍好，村里外来要饭的，祖父、祖母也很怜惜他们。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对蓬头垢面的母女要饭到我家，祖母刚吃饭，马上就撂下碗筷，把自己的一份，给她们吃。大多时候，总是要饭的一来，祖母的饭菜就匀出一半，我们喝汤也不能回碗了。匀出一碗热汤半个红薯面饼子，就是要饭人的一顿好饭。祖母饿着自己，却高兴，她随口说道：“自家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名。”

早年，祖父时常被新五军抓壮丁，一年半载回不了家，都是祖母这个小脚女人顶家过日子，我们家没有成套的家训、家规。从祖母到我的子女，一家四代人，七八十年历史，就靠传承的无数条“祖母的谚语”，用来治家，育人。

祖母晚年因病卧床不起。我从单位回去看望她，不论是买些吃的、穿的或是用的，她总是轻轻地抚摸着，不安地问：“要花好多钱吧？”接着，又说，“我的事儿还得你办。要仔细（方言，节约）些，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家里顿顿有好面馍，过去的财主也不过是这样。不要挂念我。”说罢，就催着我们离开，对我说，“你是公家的人，还有事儿要办。”我自从1980年8月开封市第一中学毕业后，三十多年来，先后在太康、尉氏等地，务农、任教、坐机关，祖母把我任教、坐机关说成“干公事”，我就是“公家的人”。这个时候，祖母又说，“记住，身正不怕影子斜。”

“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是祖母留给我的最后的谚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张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