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母亲在老人公寓住了5年，眼不花耳不聋，就是大脑有点混沌，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记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老怕我这个独生儿子记不住。每次去老人公寓探望母亲，瞅见桌子上的馍头，心里就会发酸，童年的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跟母亲学会吃馍头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虽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年龄小并不记得乡下挨饿的日子。因此，生活在不缺吃不少穿的岁月，吃饭总是掰馍头，随手撂在案板上。母亲拿起我扔下的馍头，叹口气说：“发黄水那年，要是有馍头吃，也不会饿死恁多人。”

母亲回忆说，1938年，日本鬼子来了，蒋介石扒开黄河口，我们老家全被淹了。我大姥爷和大姥姥没吃的，双双饿死在了床上。姥爷带着我3个舅舅往陕西逃荒，临走狠心把11岁的母亲送人当了童养媳，大灾年差点没饿死。经历过生死劫难的母亲，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耳濡目染中，我自然学会节俭，餐桌上，吃了儿子的馍头，接着吃孙子的剩饭，手把手教孙子背诵李绅的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母亲年事已高，活动量小了，饭量锐减。每顿吃饭，一个馒头吃不完，习惯把剩下的馍头存放起来，下一顿用热汤泡了继续吃。每次去看望母亲，我悄悄把馍头收起来，拿回家自己吃。

母亲常说：自个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名

乡村清贫的岁月里，我父亲曾经在社办工厂当过工人。节假日，父亲带回家一点新鲜食物，母亲总让我分给小伙伴共同享用。平常家里用纯红薯芡打了凉粉，或者蒸榆钱、蒸槐花之类，母亲用大瓦盆盛着，端到饭场里让街坊邻居挨个品尝。瞅着一盆子食物被扒拉净光，母亲脸上洋溢出开心笑容。

文革期间，我养了一条大黄狗，被饿馋的村人哄骗着给勒死了。三伏天，正是麻叶包狗肉的好季节，我幻想着，用麻叶包着吃喷香流油的狗肉。晌午头，母亲却切了一大筐子茄子，将狗肉剁碎了，搁大铁锅里熬一锅烩菜，拿大碗盛着，挨个给街坊邻居送。轮到我们自家吃，锅里只剩下汤水泡馍了。我抱怨几句，母亲却是那句老话：“自个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名。”

母亲挂在嘴边的话：吃亏是福

母亲习惯性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亏福亏福，能吃亏才会有福。”计划经济年代，农家分得的小麦很少，白面就成了奢侈品。寻常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放倒鏊子烙饼，盆里缺少白面，就临时端着面瓢串门子求借。等到我们家磨了新面，母亲照样拿那只瓢，冒尖挖一瓢白面按瓷实，还给邻居。母亲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我们家新买一台缝纫机，母亲是无师自通的裁缝，平常街坊们嫁闺女娶媳妇，缝缝补补做新衣服，大都让我母亲代劳，纯属义务劳动。街坊遇有突发疾病死亡者，家里没有预备送老衣裳，也来央求我母亲。母亲二话不说，直接把缝纫机搬进丧主家里，连夜从头上的帽子，做到脚上的鞋袜，不要任何报酬。一辈子勤劳朴实的母亲，在村里落下一个好名声。母亲离家住进县城老人公寓，逢年过节，老街坊们跑50里路，到县城跟母亲拉家常，那亲热的劲儿，仿佛自家人一般。

长期受母亲的影响，我也学会古道热肠，但凡有人求我办事，特别是老家的街坊，我会不遗余力，跑前跑后帮忙。日久天长，我也像母亲那样，落下一个好人缘。我离开故乡多年，老家已没有直系亲属了，偶然归乡一趟，众街坊满场热，那种暖融融的乡情，让我久久不愿离去。（尉氏县纪委监委 睢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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