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四种形态”中有多种形态涉及组织处理，运用“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就要充分发挥“组织处理”的优势和作用。

一、“组织处理”的内涵及外延

根据中央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中纪发〔2008〕19号）规定，组织处理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其中，停职是指暂时停止履行职务，检查反省问题。调整是指调离工作岗位。免职是指免去或者建议免去担任的党内外领导职务。

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也属于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组织处理侧重于组织上的处罚，涉及违纪对象的岗位、职务、荣誉、经济待遇等方面，主要对其直接利益产生影响，在一定情况下，效果更明显。

二、“组织处理”的优势和作用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

“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犯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

三、“组织处理”的运用和落实

（一）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深化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

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犯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反映失实或组织处理。

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多种方式。党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当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先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和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的，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

（三）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是坚持惩处与保护相结合、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纪律惩处作用于党组织自我调整功能的最佳结合点。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组织处理措施。

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

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的。